李皖 零年代的城市风俗长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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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年代的城市风俗长卷

文 | 李皖

在台湾有两个人深受鲍勃·迪伦（Bob Dylan）的影响，一个是创建了“中国火”的张培仁，一个是陈升。陈升把自己的英文名取为鲍勃；张培仁把迪伦倒过来，取名伦迪，在台湾，Dylan通译为迪兰，所以张培仁就叫兰迪了。以至后来李宗盛唱，“亲爱的兰迪，我的弟弟……”，那是在唱培仁兄。

鲍勃·迪伦以他敏感的才情、惊人的吞吐量，描述了1960年代及至今天的时代画卷和个人心理动荡。再过一年，他就70岁了，还在歌唱，创作力依然活跃。陈升这一点像他，自1988年发表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拥挤的乐园》开始，到今天已经22年过去了，周围的老伙计们一个个都歇菜了，陈升反倒创作力越来越旺，差不多每年都出一张专辑。

陈升从鲍勃·迪伦那里学到的，主要是一种精神。或者说，学到的是内容，不是形式。形式上，陈升是不能分析的。最早十年，很少有人管陈升这个叫民谣，现在差不多都认定陈升是民谣了。其实从形式上看，李宗盛更民谣，陈升倒是偏向于流行曲。但陈升是民谣不含糊，那种内容，那种观察方式，那种社会现实的主题；还有更了不得的，那种口音，像一个民间说唱艺人的那种姿态，以此口音和姿态说出的近乎纤毫毕现的底层世界。

陈升从鲍勃·迪伦那里学会了一种大而化之的东西。这两位爷都有强大的小宇宙，而这个小宇宙是不能以形式判定的。从形式上判定，它可以是任何东西：布鲁斯、老摇滚、乡村音乐、爵士、民间段子、戏曲、舞曲……但厉害的是，不管什么形式，你一听，都是——迪伦，陈升！就有这个魅力。杂取各种形式，使这种民谣永不枯竭；引入各种玩意儿，使这种民谣新鲜叠出——很浓郁，有时很厚重，甚至，很不民谣。

形式上，陈升是不能分析的。22年来，陈升只创造了一种叫“陈升歌曲”的东西。早期，这种东西更接近流行歌；自1989年的《细汉仔》之后，突然的启悟，让“陈升歌曲”中的大部分，变本加厉向综合曲艺发展。今天，打开这一张《P.S. 是的，我在台北》，其庞博的文字量、纷杂的音乐形式，简直让人一阵阵发晕。

以专辑的观点看，这是概念专辑。以民谣的观点看，这是广播音乐剧。以文学的观点看，这是一个城市的系列风俗长卷——这里用到了比喻，把绘画的概念引进来了，是的，《P.S. 是的，我在台北》，就近似于《清明上河图》；或者更准确，更逼真——这是系列绣像，像画在《水浒传》、《》上，一部长篇评书，一部长篇评书的一个个人物画传。

如此比比划划，这张专辑差不多能把握了。

在李宗盛宣称专辑已死，整个娱乐化的歌坛差不多也践行着专辑已死、单曲为王、娱乐为主、歌曲为奴的时代，陈升拿出了上下2张、总计16首歌曲的概念专辑。它不仅是专辑，还是那么大的专辑，还用了概念化的穿针术，把它弄得起承转合、首尾呼应、浑然一体、简直无法拆零为单曲。显然，听这张专辑最好的方式，就是从头至尾，一气呵成地听，像听歌剧或者交响乐。新时代的新科技为潮男潮女创造的、据说是力挺“多元自由选择”的随机播放形式也不能用，就得老老实实，一首一首按顺序听。

不妨借用广播音乐剧——这1958年由英国民谣巨匠尤恩·麦考尔（Ewan MaColl）发明的体裁——来说明这张专辑的整体结构。

首先，它有一个主持人，对台北这座城市来说，是一个有点超然的旁观者。这主持人以总览的视角，以戏剧化的眼光，以串词与画外音的方式，以相呼应的变奏体的音乐素材，牵起整出长剧的脉络与框架，即放在开头、第3、第二张开头和最后的《市民§引子》（结构功能上相当于引子）、《自以为…是忧郁症§音乐绿洲》（序曲）、《自以为…没大头症§音乐天堂路》（连接曲）、《小市民§终了》（尾声）。

其次，便是这系列绣像的主体部分了。它以人物评书为基本形式，有单人，有群像；合成一体，形形色色，就是台北这座城市。这些人物包括——

城市老鼠：这是台北城市众生的变形记，他们在一个夜店中相遇，有代表郊区人的三重鼠、代表市中心人的弟宝鼠、代表上等人的总统鼠、夜生活的娱乐领袖夜店王子，最后，。这场群舞还有第二幕，包括鼠、猫、鸡、猪、龟、狗等，在足球的狂欢中又联合上演了色欲和物欲争奇斗艳的一出“动物世界”。（《巴西万岁》）

电视名嘴：包括评论时事新闻的教授、命理专家、留美博士。当然还有围着电视机，又喝彩又叫骂，想关又关不掉的无知可怜观众。在一个梦里，他们幻化为草原上的食蚁兽和蚂蚁。（《食蚁兽》）

滚石唱片老板：这不怕死的摇滚英雄“要用音乐搞乱整个世界”，结果在云南抓盗版时跌断了腿，最后又遭遇一个无歌的时代。（《哥哥是英雄》）

妹妹：亲人，也许是爱人。代表了多情的纯洁的人。这是游子深夜里真心的牵挂，至深的安慰。（《妹妹》）

老人：从大陆来台的外省人，曾经的异乡人。已经到了生命的暮年，怀念着恍若隔世的家乡，与这身下的夜车、身外的台北城、身边乘车回家的人，疏离。（《六张犁人》）

欢场陪酒女：在七条通这个地方混迹多年，醉过无数次，苦过无数回，最后“习惯了谎言”，“看不出分别”。冷硬起了心肠说：“只求人别用真心，这样会让人瞧不起”。（《旧爱七条通》）

小白领：也许是商人，也许是IT人士，最具特征的是一嘴英文夹中文的说话方式。这是一个衣食无忧、情欲过剩的中间阶层，像个没心没肺的看客，随波逐流。生活很丰富，喝个酒唱个歌，有别人的事供穷聊和幸灾乐祸。外表人模狗样，很洒脱，内心却难逃孤独空虚。（《读书的人》）

留守女：丈夫去大陆做生意，死没良心泡上了二奶。“想他没出息  想他很失败 美人要站起来”；“不想他呀  不爱他呀  女人我最大”。（《来去厦门电头毛》）

街头疯女：小时候想当女主角，随着时间的推移状况越来越糟。“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”，“你在人潮中越来越遥远”。（《啦啦…啦啦啦》）

第三，放在第2首的《拿起来放下》和放在倒数第2首的《二十年以前》，一个是真正的开场曲，一个是真正的终曲，是提起和收束这场城市风俗长卷的一开一关。

开场震心。说的是这个有一点冷漠、有一点热情，有一点诚实、有一点虚伪的城市，关于感情、道德、尊严、信任、朋友、传媒暴力，全都是“拿起来放下，放下再拿起来”。这是一种很又很无能、无奈的状态，没有什么是很坚挺很坚定的，只能是硬起来软掉、拿起来放下、塞进去再拿出来。

结尾勾魂。当众生相和浮世绘的满汉全席撤去，萦绕在脑际的不过是首青春的临终曲：“嘲笑你眼角泛红分明就哭过”，“我们曾爱过  就不怕岁月能怎样”，“云的那边什么也没有  不过是梦一场”，“或是你放手  让我忘记你吧  二十年以后”。

陈升这22年，曾经是满心困惑的孩子，带着青春的执拗；曾经是愤怒青年，带着批判社会的眼光。不同于李宗盛“凡人”的入世随俗、罗大佑知识分子的历史情结，陈升身上有一股江湖草莽气。出生于乡下、成长于小城市、闯荡于大城市的背景，使陈升青春期的扭巴、对社会的抨击嘲骂，带着底层特有的热力和含混。1990年代中后期，批判现实主义的陈升，唱到极致时，就是自己也不能克服的目光纵横、内心混乱的麻辣烫，一方面沸腾着生命的灼热温度，一方面翻滚拖曳着底层的七荤八素。

像陈升这个年龄的人，曾不同程度地共同经历了一场内心的灾难：世纪末的外表繁荣内心振荡，物质主义的登堂入室渐入高潮，网络世界的多元碰撞体系破坏，娱乐大世纪的轰然到来举世狂欢，让曾经的理想、价值观统统归了零。零年代开始之后，陈升变成了一个老嬉皮、老嗨皮，这个心态与不属于精英的底层民众的心态暗暗吻合。面对欲望的闸门大开，人世间的五花八门千奇百怪，人们好像想开了，活透了。陈升从愤怒青年脱壳而去。批判，很搞笑；责任感，一边儿去；价值观，没有也可以。在台湾歌坛的其他重量级人物差不多都哑口之后，陈升相反迎来了创造力最旺盛的十年。

十年之中，旅人陈升是个玩家、经历者、体验者、老顽童、叙事曲大王。走过一程又一程，写出一段又一段。对别人是崩溃的事，对陈升来说，是解放。说说笑笑间，“陈升歌曲”蓬勃舒展开来。

“陈升歌曲”的奥妙，是借用各种类型音乐，但又坚强地保持着他的口音。咬字上，他是乡下国语，近年夹杂进更多的闽南话、土话、黑话。旋律上，他有自己的陈氏旋律，有他特有的旋律走向和音乐展开方式，近年夹杂进更多的民歌、戏曲、说话片断，好像玩人类学拼贴画。最骇人的是，他的文字量越来越大，写出的词越来越不规整，但唱出来的效果好像很工整，全无长长短短参差不齐之弊。结果是，他俘获了那些类型音乐，而不是相反。

听这张《P.S. 是的，我在台北》，这些进展皆呈现为近期新高。可能是为了回避俗套，一些旋律的最后落脚很奇怪，既不在主音，也不在属音，好像走到了和声的外面去。即使是对于听客，这些曲调也很难把握，拿不定它究竟是什么音准。更让人瞠目的是词语密集的歌词，音步、韵律全不讲，但如何就合辙压韵地对上了乐曲的套式？建议专业的音乐人细细研究一下这件怪事，一定斩获不小。歌手的口吻也值得研究，大多时候，陈升并不代表自己，他是用人物本身的口吻、态度、语言在唱。这了不得，如果这事儿发挥到极致，就不再是一个人的民谣，这是真正的万千世界。

本来，这老陈升已经不讲什么责任感，也不带什么批判眼光，但这一回，可不是什么旅途的风景，而是回到了多年生活的老地方。面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风土人物，感触自然深，俏皮话自然多，讽喻的本能有点又回来了，歌里很多刺。

但根本上，陈升还是在记录，是在观看、写实。观看才是这游历者最大的力量源泉。正是放弃了一切心结、态度、主张、预设立场的观看，才最大地焕发出这澎湃汹涌的世情世相。在零年代，批判弱小得像只一碾就死的蚂蚱，或者，是一双已经被白内障翳瞎的老眼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如果真想来一点点针刺的奇术，那么能够唤起力量的，也只能是调侃，不是批判。

无所谓的、玩笑的、挑逗的、戏谑的非我姿态，看见了零年代的各种事物，而且，所见甚多。比如，“所以要快乐啊，这里生活简直像天堂”的逻辑；“这个时代会变这样，没有人是无辜的”了悟；“它说我们一起去跳舞，就用不着谁还尊敬谁”的娱乐；“我想关了电视，但是我没有/没有电视的日子，哪一个蚂蚁能够忍受”的生活；“在无歌的年代，已经没有什么敌人可以在乎”的现实；“眼泪就算了吧，真心就算了吧，欢场怎会有真爱”的放弃；“（活得）跟虫子没什么两样，主要是别了一条像样的领带”的体面；最后，“云的那边什么也没有，不过是梦一场”的终局的空……回过头来看，这些无所用心的观看，堪称洞察；而台北的世情世相，由此扩大开来，也是北京，也是东京，也是纽约，是我们生存的这整个时代的写真。

理想者、信仰者，在经历了一切被颠覆的噩运之后，如果不发疯，不装疯，便只能沉默。也还有这一种，变成玩世不恭的人；甚至更进一步，置空头脑，清洗预存，静心等待和观看。在空无之中，事物显现真容，智慧和意义重现；真理和信念的世界，或将重新开始。

（作者授权转载）